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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如今的年轻人,多是从抗战剧里去认识那场战争的。
在那些屏幕里,冲锋总是伴随着激昂的配乐,子弹打在身上也只是一个整洁的血窟窿,硝烟散去后,英雄们迎着夕阳微笑。
可对于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这些老兵来说,战场根本不是那个样子。
战场,是没有声音的。
不是说没有枪炮声,而是当枪炮声停下来,当你跨过残垣断壁,那种死气沉沉的寂静,会顺着你的脊梁骨往上爬,钻进你的骨髓里。
那是成百上千条人命被瞬间抽干后,留下来的绝对的死寂。
六十多年过去了,我这只剩下三个指头的左手总在阴雨天疼得钻心。
每当这个时候,我的脑子里就会不受控制地飘起一股味道——那是混杂着被烧焦的高粱秸秆、烂肉、还有浓重铁锈味的气息。
那年,我刚满二十岁,是我们团二营五连三排的一名班长。
那是1944年的深秋,我们接到的死命令是,拿下平源县城。
平源县城不大,但它是日军在冀中平原上的一个重要据点,卡着我们的交通线。
此前,鬼子为了死守,已经把我军的两次冲锋压了回来。
城墙外围的黄土被血浆泡得发黏,踩上去吧唧作响。
上级下了决心,就算把整个二营拼光也得把这颗钉子拔下来。
那天拂晓,天连蒙蒙亮都算不上,透着一股青紫色的冷光。
连长在战壕里巡视,没有人在做战前动员,大家只是默默地检查枪栓,把刺刀往粗糙的石头上蹭。
我身旁趴着栓子,一个十六岁的小老乡。
他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,手里死死攥着那把膛线都快磨平的老套筒,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筛子。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,没说话,只是把水壶递过去。
他喝了一大口,牙齿磕在铁水壶嘴上,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。
随着两发红色的信号弹升空,总攻开始了。
我们没有像样的炮火掩护,只有几门掷弹筒和几挺九二式重机枪。
兄弟们全凭着两条腿,迎着城墙上喷吐的火舌往上扑。
我顶着满天的流弹,在一处炸塌的城墙豁口处翻滚了进去。
耳边的爆炸声、喊杀声连成了一片,顾不上看身边倒下的是谁,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往前冲,把小鬼子赶出去。
他们本来兵力就不足,遭到我们的连日围攻后,剩下的残兵开始放弃外围,向城北方向收缩撤退。
当我们排切入县城东街的时候,枪声已经零星了下来。
按理说,打进城了,该看到老百姓了。
可是没有。
整条东街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,青砖灰瓦的民房大多敞着门,有些门板已经碎成了木茬子。
风一吹,地上散落的破布条和碎纸钱在冷清的街道上打着旋儿。
没有鸡鸭的叫声,没有狗吠,更没有婴儿的啼哭。
这种安静,比震耳欲聋的炮击更让人抗拒。
我打了个手势,全班分成两组,贴着墙根开始逐院搜索。
我们先推进到了一个像是粮油铺的院子。
一推开院门,一股极其刺鼻的血腥味直冲脑门。
院墙的拐角处,倒着两个老人,看衣着像是店铺的掌柜和老伴。
他们不是被枪打死的,而是被刺刀硬生生捅穿了肚子,老头的手里还死死捏着半个带着血印子的窝头。
跟在我身旁的栓子,看到这一幕直接偏过头干呕起来。
我咬着牙,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,低声喝道:“子弹上膛,警惕点,别愣神!
” 当我们继续向城中心的一片大宅院推进时,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畜牲不如,什么叫人间炼狱。
那座大宅院原本是县城里的大户人家,日军强占后当了临时指挥所。
院墙很高,大红漆的院门虚掩着。
我们端着枪踹开门冲进去的时候,并没有遇到抵抗。
偌大的院子里,空荡荡的,只有正房檐下挂着几个破烂的日军兜裆布。
“班长,你看那边!
”栓子突然指着后院的长廊喊了一声。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我看到长廊的一根粗大木柱子上,绑着一个人。
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,长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大半个脸,身上的粗布衣裳被撕扯得破烂不堪,露出的皮肤上全是紫黑色的淤青和烟头烫过的焦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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